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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佩斯,一位干净的艺术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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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,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,表演艺术家陈强正随团在其国家歌剧院出演《白毛女》,他饰演黄世仁。

电话响了,是个喜讯,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。第一次做父亲的陈强激动不已,为纪念这一时刻,他给孩子起了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“布达”。

4年后,小儿子出生在吉林长春,顺着哥哥的调,他就叫“佩斯”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遍地都走着叫“建国”和“援朝”的人,佩斯,独此一家。

 

当年,陈强是个响当当的演员,以饰演黄世仁和《红色娘子军》里的南霸天最为出名–都是大反派。

然而,一夜之间变天了,陈佩斯看到父亲不再像从前那样体体面面地回来,而是经常被打得血肉模糊,白衬衫上一片一片的血尤为扎眼。

你很难想象,这个万人捶的「破鼓」在一夜之前还是个万众瞩目的大明星,被批判的理由很简单:“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坏?”

 

父亲的经历,让陈佩斯从小就对所谓名誉打心眼里感到恶心。他的作品从不送评,自然没拿过任何奖,但这是他最骄傲的地方:“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。”

随着父亲被打成右派,15岁的陈佩斯也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。对于普通百姓,这样的经历是残酷的,但对于喜剧大师,这是天赐的际遇。

「陈佩斯」,是时代的产物。

01

陈佩斯的优越感,是被内蒙的风沙磨平的。

跟城里的生活天差地别,这里每天一睁眼就是盖不完的房子,搬不完的砖。乡下人劲儿大,一人能扛百块砖,陈佩斯怕丢脸,只能硬扛。当稚嫩的肩膀被绳子勒得皮开肉绽时,他体会到了苦难的重量。

 

跟强体力活儿不相符的是永远饿着的肚皮,每人每月45斤的粮食,让一个成长期的孩子只剩下找点儿吃的这点追求。实在饿得不行,他们只能从饭量较小的女孩子那里讨点吃的,而她们也会尽量从口头上省下点粮食,为了活着,大家相互扶持。

 

让陈佩斯宽慰的是,这块贫瘠的土地上,有着最纯净的大自然。

春天的时候,沙枣花漫山遍野,花香沁人心脾。头顶飞过的天鹅,漂亮又骄傲,它们飞得很低,对人充满了信任,至今,他都能模仿天鹅看他时的眼神。

多年之后,当陈晓楠问他,人生最想停留在哪个阶段时,他说就停留在下乡那段,那里给了他强烈的美的教育,艰苦的环境,把他们打造成了特别好的人。

 

离开那里之后,陈佩斯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么可爱的人,那是一群真正贫苦的百姓,这种氛围下的锻造,使得陈佩斯的平民意识根深蒂固。

“佩斯演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亲切,因为感同身受,他从那时就知道,人不是生来就平等的。”陈佩斯的妻子说。

插队四年后,他被父亲接回城,为了能让他混口饭吃,父亲豁出老脸四处求人,终于把他安排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。当演员不是他的理想,但生活所迫,只能跟着父亲吃这个张口饭。

文革结束后,饱受磨难的陈强认为咱老百姓苦太久了,他意识到了做喜剧的必要性。从儿子那张「丑脸」上,他看出来这是块喜剧的料。于是,在陈强手把手的教导下,陈佩斯走上了喜剧之路。

 

这条路的终极理想,就是小人物的开怀大笑。

02

当朱时茂调入八一厂时,陈佩斯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年,住得很近,两人经常串门。不久之后,他们便捣鼓出了点小短剧,在外演出时效果出奇的好,走哪红到哪。

1983年秋天,他们收到了春晚导演黄一鹤的邀请,但当时只是想让他们在舞台上串串场,并没有当成什么正式节目。

由于担心演出效果,他们来到了国家体委,在运动员们彩排的休息之际,他们表演给大家试看。看着那帮人笑得满地打滚,他们也演得越来越来劲,旁边的文艺副主任看着吓到了,赶紧打电话给领导汇报,“要出事儿了,人怎么能笑成这样呢?太不严肃了,这么失控的东西,肯定不是好东西。”

 

在那个年代,发自肺腑的笑声是危险的、不正确的。

因此,他们的处境就特别尴尬,直到上台表演前的半个小时,都没人点头说这个节目可以。最终黄一鹤拍板:“你们上吧,出了事我来负责。但你们记好了,千万别说错话,要是出了重大事故,我就惨了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,他和朱时茂两眼含泪,陈佩斯永远记得当年黄导说这话时有多么悲壮。

上台之前,导演问你们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,他们说:“小节目,比话剧要压缩一些,叫小品。”

1984年春晚,《吃面条》登上舞台,不到15分钟的表演一下子征服了大江南北。

 

在此之前,舞台上永远都是伟光正的剧目。但陈佩斯和朱时茂,一个搞笑滑稽,一个英俊正派,他们讲的尽是市井小民的故事。

愚蠢的应聘者、偷奸耍滑的小摊主、愚笨可笑的小偷…陈佩斯脸上的关键词总是“蠢笨”、“猥琐”、“滑稽”、“狡黠”。

但他并不意在对弱势群体的嘲讽,他塑造的泼皮无赖身上,隐藏着善良和真诚,也闪烁着小人物的尊严。那些戳中观众痛点和笑点的包袱,并不是硬凹的搞笑,而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故事结构的深入研究。

用史航的话说:“陈佩斯的小品,很高级。”

 

自那之后,他和朱时茂的小品就成为了每年春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节目。

“这是非常重要的事,它代表着社会开始变得和解,人与人的关系开始软化。有多少人的苦难,最后为了这一笑,大家一笑泯恩仇,然后重新开始生活。”

这是节目的客观意义,但陈佩斯严肃地说,这个跟他无关,只是历史把他推到了这里,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,他给了大家实实在在的一场笑声。

“只能说我是幸运的,不能说是了不起的”,陈佩斯对名利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。

 

03

作为喜剧的拓荒者,他们刚开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,前几个作品甚至连剧本都没有,全靠你一言我一语的即兴创作和磨合。

有笑声就代表着喜剧吗?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在陈佩斯脑海中。

不久之后,他在河南拍摄电影《少爷的磨难》,有一场戏需要光着脚追汽车,农村的土路上布满了蒺藜刺,扎脚很痛苦,但还得咬着牙往前跑。

导演一喊停,他就往地上一坐,“哎呀,疼啊!!”然后坐在地上把刺一个一个往外拔,疼到钻心。

但旁边看热闹的老百姓笑得前俯后仰,那一刻他意识到:笑,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。

“你不但蠢丑笨,还要被伤害,痛苦上加痛苦,观众就会笑,它无关道德,但有关人性。这就是喜剧,它的内核写满了悲情。”

 

自那之后,陈佩斯开始了喜剧理论的探索,到1991年《警察与小偷》跟观众见面时,已经有了剧本,语言上更为准确和考究。

陈佩斯对于作品是精益求精的,朱时茂说:“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,有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。”

但这种死磕的劲头,也成为了他跟央视闹崩的导火索,体制内不喜欢艺术工匠,只喜欢听话的人。

04

其实,从第一次上春晚开始,央视的霸道和潜规则就让他大为不满,若不是朱时茂,他当即走人:“你想干你干,老子不伺候了。”

但早期的时候,自己也在摸索的过程中,虽创作受限让人不爽,但顶多骂会儿街,作品本身还是不错的。但是人要进步,一个手艺人的手艺是要提高的。

 

早在1988年排练小品《狗娃与黑妞》时,陈佩斯就提出让导演单机拍摄,再用蒙太奇的手法实现场景转换。这样小品就可以不受时空限制,喜剧气氛和观众体验都会更好,但没人同意。

十年之后,在排练《王爷与邮差》时,他再次提出了电影蒙太奇手法,但依旧被拒。

“你明明有着更好的东西,可是对方永远对你关着门。”那些人根本不懂喜剧,可是他们手握着否定的权力。

 

压垮陈佩斯的最后一根稻草,是这部作品的演出。为了这个节目,他和朱时茂花了半年的时间死磕,力求表演时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。

但到了直播时,某位草率的工作人员竟然把麦克风挂在了朱时茂的戏服外,结果他一上台麦克风就掉在了地上,朱时茂只能拼了命把台词吼出来。更要命的是,演出达到高潮时,原先准备的声效光碟也没有如约播放。

 

下台之后,陈佩斯哭了。

他将最后的欢笑留在了台前,把泪水留在了幕后,这是作为一个喜剧人,最大的尊严。

从1984-1998,14年的时间里,他们为观众贡献了11部作品,每一部都是经典。

离开央视之后,陈佩斯再也没看过春晚。

05

“他们可以随便对我说NO,那么我也对他们说一次,代价很大,但我不后悔。”

陈佩斯转身离去的背景很潇洒,但也有种穷途末路的悲凉,几乎是同时,他经营多年的影视公司也面临倒闭。

做喜剧,对陈佩斯来说有着使命般的重量,当他的小品在春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时,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。

但春晚的处处受限,让他转而在电影上寻求发展,当他向八一长提出拍喜剧片的想法时,被领导直接回绝了,于是1986年,陈佩斯提出离职。

厂里人都知道陈佩斯是个人才,于是苦心劝他留下,甚至搬出了杀手锏:“你要走可以,房子就别想分到了。”

陈佩斯一笑:“那简单,我不要了。”

 

1991年,陈佩斯自立门户,成立了大道影业有限公司。接下来的几年里,他自己担任制片人接连拍摄了6部电影,无论是票房还是拷贝,在当年的国内电影里都排在前三,但他却负债累累,举债200万,把他卖了都不够还钱。

“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,我们曾派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,有的地方演7场却只报3场,有的地方100%到80%的上座率,但上报却只报40%上座率,非常混乱,我们永远挣不到我们应该挣的钱。”

1997年他的贺岁档电影《好汉三条半》上线,但因为无视行业中的“潜规则”,仅上映了几天就被主流院线撤档。

巨大的亏损,让他的电影梦走到了尽头,这是他想站着把钱挣了的代价。

但这血的教训并没教会他「做人」,当他第二年离开央视后,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,还在发行他们的小品光盘时,他把央视告上了法庭。

 

在接受采访时,陈晓楠问他:这不是成人世界的游戏吗?

陈佩斯当即否认:“不,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规矩的世界,我们在这么烂的社会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,还要让余生这么烂下去,多没劲呐,咱换个好日子行吗?

我必须告诉他们,我是在被侵权,否则的话,五十年后,一百年后,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,他们会愤怒,他们的愤怒不是强权,而是每一个接受这种强权的人。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感到丢脸,所以我争取不要让后人嘲笑我。”

 

这场官司,以央视赔偿经济损失33万元结束,陈佩斯赢得了官司,输掉了所有。

被封杀后的陈佩斯不再受人追捧,也不再接到任何商演,45岁那年,人生彻底清零。

06

观众给陈佩斯捏造的「悲情英雄」形象有很多,最广为人知的是这一版:

陈佩斯一无所有时,妻子告诉他承包了块地,然后两个人天天扛着锄头上山,穷到燃气都没有,只能去山里捡枯枝败叶,最后他两挣了35万元,一举在话剧行业咸鱼翻身。

陈佩斯对此评价:“胡说八道。”

 

他承包荒山是事实,自建农舍也没错,但这是他的世外桃源。

当山桃花烂漫的时候,美得像云像雾,一阵风吹来便是场杏花天雨,一如少年时眷恋的沙枣花。

他在泉水里洗脸刷牙洗菜,下雪的时候追寻袍子和麻雀的脚印,任由童心在大自然里放飞,这才是真正向往的生活,他极其满足。

 

更让他快乐的是,他远离了世俗的纠纷,周遭虽冷清,但大脑里热闹,热闹得自己都受不了。

在这段非常宝贵的创作时光里,《阳台》诞生了,这部作品后来被上海戏剧学院纳入教科书,也是陈佩斯本人最钟爱的一部作品。

随着《阳台》的写就,陈佩斯的胡子全白了,他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那束光,也终于看见了。

07

当陈佩斯宣布要做话剧时,业内人士只跟他说了一句话:“不怕赔钱就做吧。”

此时在中国,剧场几乎全黑着灯,可是,这灯总归要有人点亮的。

 

2001年,陈佩斯的首部话剧《托儿》拉开了长安大戏院陈旧的幕布,台下乌压压的观众,首场上座率高达95%。

“诸位都看过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吧,场面那叫火,尤其是相声、小品演员往那儿一站,说了半天, 也没包袱,不可乐呀,可您看电视机里的观众,笑得前仰后合,掌声跟下雨似的–那儿都有咱的人在领着呢…这就叫托儿!”

回归后的陈佩斯,开场就讽刺了自己一度厌恶的春晚上的托儿,台下笑声一片,陈佩斯真敢!

话剧演到第30场时,陈佩斯含泪谢幕,至此,话剧的全部投资回本,他终于站着挣到了,他本该挣到的钱。

这之后,他带着那帮草根演员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巡演,一口气演了120场,创造了千万级的票房神话。

表面虽风光,但背地里异常艰辛,一场戏下来,满头大汗,“浑身跟水耗子似的”。老搭档朱时茂演了33场后实在体力不支,不得不中途退出。

但陈佩斯一场场都坚持了下来,舞台上观众的笑声是他莫大的享受。随后,他接连导演了《阳台》《雷人晚餐》《戏台》等6部话剧,每一部都是爆款。

“我那时候很有成就感,很得意”,陈佩斯说。

 

话剧火了之后,各色各样的人送钱上门,陈佩斯都一一回绝了,他一直都说自己是个手艺人,而话剧需要无数次的精雕细琢,他只愿臣服于艺术。

他说自己的作品不会落伍,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他渴望能理解他的人,但又害怕后人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共鸣。

在《戏台》上映之前,陈佩斯发自肺腑地说:“让我们的儿孙辈永远看着它开怀大笑,痛痛快快地笑,而不要像我这样,说起这故事时总带着当事人的辛酸。”

这种矛盾感是独属于陈佩斯的孤单,现在无人能懂,希望将来,更无人能懂。

08

有人说,陈佩斯不是一个明星,他是那个时代里让人打心眼里喜欢的一个人。

他永远穿着粗布裤子和布鞋,每天吃着羊肉烩面也不嫌腻,一直用不惯智能手机。

他不在乎自己处在物质社会的哪个等级,只愿把自己有限的时间花在对喜剧的探索上,同时,把他三十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喜剧理论传播出去。

 

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

“我对名誉没有期待,余生别再这么下去了,多没劲啊,换个好日子行吗?
万人瞩目的一个明星,一夜之间就成这样,这种荣誉,这种名誉有什么价值?
我从心里头非常厌倦它。
我生存的目的为哪个人,那才活得没意义,那太浅薄了。”
“希望若干年后没有人再会提到我,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宠儿和偶像。
如果老是提到我,那么那个时代一定不正常,那是后人的不幸。
人最好的状态就是趋于平淡,逐步被人忘却。”

一晃眼,陈佩斯已经67岁,在同龄人早就放缓脚步时,他依旧在喜剧的道路上一路狂奔。

他说,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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