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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太平杂说》:一本了解真实的天平天国历史的必读物

历史文化 咖啡小屋 214浏览 0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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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电视剧”太平天国”成为文化热点之时,当我们见到媒体出现许多”英雄形象”、”巾帼英豪”之类的颂扬之词之时,人们或者不知道或者故意视而不见, 与”太平天国”同时代的马克思曾经对”太平天国”作过这样的评价: “除了改朝换代以外,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”,并严厉地称他们为”魔鬼的化身”。
是的,造反未必皆有理,造反者未必都是英雄。造反行动如果在血与火的战争废墟中建立起来的,只是一个更腐败的神权与君权合一的小朝廷替代另一个腐败的王朝, 那么,它对历史究竟是促进还是倒退呢?

若想了解关于真实的“太平天国”,潘旭澜先生的这边《太平杂说》是一本不得不读的好作品,它抹去我们从课本上学的那些为政治目的而经过添脂抹粉的东西,还原出一段真实的“太平天国”历史。读了《太平杂说》,除了增进知识和开拓视野外,觉得还应当学到一些作为学者的人格与文格。

《太平杂说》篇幅不长,凡35篇共15万字左右。作者以随笔的形式,围绕”太平天国”兴亡,博观约取,落笔严谨,时有精辟思想,警策文句,读之常令人驻足思索。

附上一篇王彬彬对《太平杂说》的评述,或可帮助进一步了解本书的意义和价值。

(本文末已附《太平杂说》的电子书下载链接)

我是在中学的历史课上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“农民起义”,并且知道“农民起义”都是很伟大的,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。至于那些领袖人物,则个个都是大英雄大豪杰,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。最早令我对“农民起义”发生怀疑的,是鲁迅。鲁迅向来主张反抗压迫、以恶抗恶。他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固然向无好言,但在谈及历史上的所谓“农民起义”时,却也从无褒词,例如,说到张献忠的祸蜀,每每有按捺不住的憎恶。

其实。只要稍微想一想,就能明白所谓“农民起义”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说法有多么可疑。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“农民起义”大大小小有那么多次,只要每次都将历史向前推进一点,那到近代也就进步得相当可观了,何至于衰弱到经不起西方列强的轻轻一击。

按通常的说法,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。就在近代史开始不久,爆发了洪秀全、杨秀清等人领导的“太平天国”运动。这场发生在近代史早期的规模宏大、历时长久的所谓“农民起义”,数十年间,一直获得极高的评价。人们将“太平天国”作为“农民起义”的标本而大加称颂。至于洪秀全,则被戴上一顶“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代表人物”的桂冠,更有人殚精竭虑地探究洪秀全的“哲学观念”、“思想体系”。而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,最近一两年在《文汇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钟山》、《东方文化》等报刊上,发表了一系列有关“太平天国”的学术随笔,从各个方面对“太平天国”进行了冷峻的解剖,并做出了自己的评判。

潘先生的“正业”是文学研究,但对历史的兴趣却同样浓厚,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人物,许多问趣,都有自已的感悟和看法。最近十来年,潘先生发表了大量散文、随笔,出版了《小小的篝火》、《咀嚼世味》等散文、随笔集,其中有些文章,便是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见解。至于对洪杨的“太平天国”,潘先生从年轻时代便留心有关的中外资料,并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。这些观点在心里闷了很多年,最近一两年,才以“杂说”的方式得以表露。

“太平杂说”的第一篇是《应当正名》。洪杨领导的这场造反运动,多年来人们一直称为“太平天国”,潘先生认为,这是不准确的。“太平天国”是洪杨自称的“国号”,但严格说来,他们并不曾真正意义上地“立国”。太平军并不曾推翻清政府而代之,他们只是在高中央政府很遥远的南方数省进行区域性的军事割据,即使在被他们部分占据的省份,清政府的行敢机构也仍然存在。洪秀全起事未久,连县城都还没攻下一个时,便登基当了“天王”,后来虽然“建都”南京,但实行的也是军事化管理,并未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体系。“太平天国”的“国号”虽然打出来了,但直到洪秀全服毒自杀时,都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。当时的中国百姓并不把被太平军占据的地区视作独立的一国,国际上也从未有他国对“太平天国”予以承认。因此,按照他们自封的“国号”称之为“太平天国”,是不妥当的。历史上的“农民起义”领袖,在占据了一些地方后就忙着称帝立国,匆匆过把皇帝瘾。例如李自成曾在襄阳称新顺王,不久又在西安建立了“大顺国”,并且还设立了一套行政机构,很快还打进了明朝的都城北京;再侧如,张献忠也曾在武昌称大西王,后又在成都称帝,建立了“大西国”。李自成、张献忠的兴亡,也基本与太平军历时相当,但后人并不按他们自封的“国号”去称呼他们的造反运动,而独将太平军的造反称之为“太平天国”,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
潘先生观察太平军造反,有一个根本的视角,就是看其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。在《大渡河钟声》、《走出梦话》等文章里,潘先生指出,如果不带偏见,不从某种教条出发,就应该承认,这场造反运动不是推动,而是明显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。对当时的中国而言,鸦片战争是挫折,也是机遇。太平军起事前,魏源等人已提出要培养人才,学习西方先进技术,发展近代工业。在当时的情形下,清政府是有可能一定程度上采纳这些维新建议的。然而,很快爆发的太平军造反,把清政府弄得手忙脚乱、焦头烂额,也就根本顾不上将这些维新措施提上议事日程,同时客观情况也不允许将这些哪怕是最初步的维新措施付诸实践,仅仅是“师夷长技”这最原始的一步,也没有条件大力实行。在清政府与太平军拼得两败俱伤、国力更为虚弱之际,英法辱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中国的内乱,给了西方列强更大的可乘之机。太平军从起事到最终平息,历时十八年。由于这十八年处于近代史的开端,它造成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延缓了十八年,更使得以后的努力加倍地艰难。它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许是难以估量的。

如果太平军造反成功,完全取清廷而代之,控制了全国,结果会怎样呢?——恐怕会更糟。在《走出梦话》、《天堂与坟墓》、《天王进城》、《王爵奇观》、《岂可讳言》等文章里,潘先生指出,洪杨等人,其实是目光短浅、胸无大志的。看看他们“定都”南京后的种种荒谬绝伦的举措,看看他们的种种反人性反文明的政策,便能明白,如若他们控制了全国,那将是怎样的民族灾难。洪杨等人,本质上是极端仇视知识文化的,对近代文明茫然无知也毫无兴趣。清政府够腐败的,但“太平天国”在“定都”南京后的腐败,丝毫不逊于清政府,再加上与清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专制、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,使他们不可能对历史的发展有什么积极作用。

看清了太平军造反的实质,清除了涂抹在洪秀全脸上的油彩后,对这场运动中的诸多具体问题,也就能还其历史真相。例如,1856年太平军最高层的相互残杀,是太平军走向覆灭的开始。长期以来,有关论著和历史教科书,在谈到这一事件时,总是百般为洪秀全开脱,硬说韦昌辉的铲除杨秀清是在“个人野心”膨胀下进行的一场“政变”,因此责任应由韦昌辉这个太平军中的败类和“变节分子”来负。在《岂可讳言》中,潘先生指出,这一事件的实质,是洪杨对最高宝座的争夺。韦的杀杨,只能是出自洪的“旨意”,否则便难以思议。所以,说这次事件是韦发动的“政变”是根本说不通的,将其称作“杨韦事件”或“天京事变”也都不准确,正确的说法应当是:洪杨内讧。

为了美化洪秀全,人们不仅讳言洪杨内讧,对太平军内部的所有是是非非的评判,都从洪氏本位出发。例如,石达开的出走,被说成是不顾大局的“分裂主义”和“个人英雄主义”,李秀成被俘后的自供,则被说成是“污点”、“失节”、“叛变”。潘先生的《大渡河钟声》和《歧路咏叹调》(按,本书中改题为《复调挽歌》)等文章,则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,并指出,他们的悲剧,不在于对无可救药的洪氏小朝廷忠得不够,而在于过于愚忠。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造反运动,必然有优秀人物投身其中,也必然会造就出才智超人之士,石达开和李秀成,便是太平军将领中的优秀者。他们的人生悲剧也就分外耐人寻味。尤其文韬武略的石达开,本可以为民族富强、为历史进步做出一份贡献,同时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能充分实现。但由于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一错再错,终于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“又大又黑的惊叹号”,只给后人留下一份咀嚼不尽的教训。一个很优秀的人,因为投身于一场错误的历史运动,或者因为不得已而置身于一段荒谬的历史中,从而使自己的生与死都了无价值,这样的例子中外历史上太多了。石达开只是其中之一。潘先生以《大渡河钟声》一文,为石达开唱了一曲挽歌。

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这是西方的一句名言。我以前认为这说得很有道理。现在觉得,这句话,也对,也不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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